不论“遗老”说也好，“文化”说也好，都与他的身世背景有关。而且，也唯有在明了其身世背景之后，方能对陈寅恪之史学有较深了解。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父亲陈三立（散原老人）是自成宗派的大诗人；长兄衡恪是大画家；本人又是第一流的史学家。陈氏一门，三代英才，世人艳称。陈家的“婚姻关系网”亦为人所乐道。网之所及，浙江俞家（俞明震、俞大维）【注四三】、湖南曾家（曾国藩）、广西唐家（唐景崧），无一不是名门望族。陈寅恪的文化史观——“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治史甚重历史人物的婚姻关系，这些恐怕多少都和他的身世背景有关。
注四三：俞明震，前清名翰林；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陈寅恪的母亲是俞明震的妹妹、俞大维的姑母。俞大维不仅是寅恪的表弟，又是他的妹夫。其母则是曾国藩的孙女。陈俞两家的婚姻关系网见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一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之《谈陈寅恪》一书有收录）。
我未读过（根本也没机会看到）金应熙“揭批”陈寅恪的文章，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所引用的一段材料来看：“金应熙在谈到陈寅恪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情倾向时，有意识地引用了陈寅恪的一些身世背景，陈先生长于封建大地主的所谓‘书香世家’，又为名父之子，是在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他的祖父曾赞成新政（羽生按：其实不止赞成，而是推行。帮陈宝箴推行新政的两个主要人物，一是当时任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另一就是他的儿子三立），陈先生以‘元祜党家’之子，弱冠远赴异国求学，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若剔除当时惯用的那些“标签”，只就其揭批的“实质内容”来说，那也是众所周知的，并非只是至亲友好才得与闻的私隐。论者若据此云是“出卖”或“践踏信赖与私谊”，则似乎有点“言重”了。
上述一书，以大量的档案文献，写出陈氏晚年悲剧。书中引述，“基本上”当属可靠。纵有某些疑点，例如说金善于观察风向，开会时往往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便似难以入信。香港报纸已有读者指出金不是“奸狡政客型”的学者【注四四】。而且，即使是，以金的聪明和特强的记忆力，又何须花此笨功夫耶？中学生的辩论比赛，往往都是临时才抽签决定正反两方，中学生都可以即时发言，金应熙岂有不能之理。但枝节问题，无关宏旨。故我的所感所思，仍是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提供的材料为依据。
注四四：《隔洋谈众口铄金》（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明报》副刊《岛居新文》专栏之读者来函）。
其实，从陈寅恪的诗文中，也可看出师生决裂的根源。裂痕恐怕是从金应熙一成为共产党员就开始了的。陈有诗云：“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这是他平生最大遗憾。陈寅恪的史学是“文化史观”，马列主义的是“唯物史观”，难以调和。陈氏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并加说明：“俗谛在解放前指三民主义，在解放后指马列主义。”【注四十五】作为共产党员的金应熙，如何能够摆脱马列“俗谛”的桎梏。
注四五：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俗谛”恐怕亦不只限于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俗谛，佛家语。大乘佛法可分胜义谛（真谛）与世俗谛（俗谛）。“谛”，梵文satya的意译，指真实无谬的道理。依二谛中道的义理，价值判断、道德进路等等，均属“世俗谛”。佛教把主张“有常恒不变之事物”的见解，叫做“常见”，把主张“现象灭了就不再生起”的见解，叫做“断见”，都是错误的。对任何有关价值判断的任何答案，都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依此理念，三民主义、马列主义固然是俗谛，孔孟之道亦是俗谛。一切足以造成思想桎梏的无不是俗谛。陈氏精通佛学，我想他说的俗谛当是指大乘佛教所言的“世俗谛”。他特别提出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只系针对“时弊”而已。他对科学院说：“（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氏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主意和独立的精神”。
这个见解和中共曾一度提倡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倒颇有相通之处。如果只把马列主义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并非“独尊马列”的话，我想应是无背于陈寅恪的治学精神的（他本人纵贬马列，但决非认为马列毫无价值，否则他不会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读《资本论》原文）。可惜的是“双百方针”，到了反右期间，变成了“百花凋谢，一家独鸣”的局面。共产党员金应熙，屈从领导旨意，贴乃师大字报。唐筼抄下来，回家哭着念给丈夫听。陈寅恪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师生决裂，遂一发不可收拾。
思想分歧，俗谛桎梏，造成了师生的分裂。而这桎梏也的确影响了金应熙的学术成就。
金应熙引导我接触马列思想，但我始终没有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多元史观”。决定历史的因素，因时间、地点而别。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可能是经济因素；换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文化，也可能是军事、宗教或其他。（例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就是从“财政与税收”入手来研究明史的。书成，寄往剑桥。李约瑟博士写信给他说：“哎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传为趣谈【注四六】。）
注四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台北联经一九九五年三月）自序
金应熙并非教条主义者，但无可置疑，马列主义一直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他的晚年，才好像有所转变，但也未曾破茧而出。陈、金之间，除了价值观的不同（一个视马列为俗谛，一个则奉之为真理）之外，在道德观方面，恐怕亦有分别。例如陈寅恪认为李商隐出自“新兴阶级”，并得牛党提拔，就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这一观点，金应熙就未必会赞同了。且莫说共产党要求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即用梁启超的说法——提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亦是并不赞同“从一而终”的。
提到梁启超，我倒想起另外两个师生决裂的“案例”。两对师生，都是第一流的大学者、大名人。一对是俞曲园和章太炎，另一对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俞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章太炎廿二岁那年拜他为师，在俞家建于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住了七年，得传衣钵，自己也成了国学大师。后来，俞曲园因他提倡排满、革命，十分不满，声言“曲园无是弟子”。章太炎回“诂经精舍”探望老师，俞曲园一见他就严辞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叫众弟子鸣鼓而攻之。章不能忍受，反唇相稽，并写《谢本师》一文，从此“拜别”师门，自立门户。
梁启超则是因为佩服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中了举人之后才拜康为师的。他曾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是“万木草堂”弟子中最杰出的一个。但辛亥革命后，康、梁政见不同，一个佐张勋复辟，一个则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师弟对立，康因此斥粱为“枭獍”，把粱逐出师门。但梁启超则始终尊敬老师。一九二七年康有为病逝青岛，梁启超的挽联中有“西狩获麟，微言遽绝”等句，把老师康有为比作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