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条路也不是上策。

第三条路，原地待命，宣布效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这条路，吴三桂其实并不反感。

首先，李自成政权是汉人政权，这是个大前提，不像满清是异族。而且吴三桂和大顺军基本上没有任何恩怨，不像和满清，双方互杀多年。

其次，李自成攻向北京，一路势如破竹，大批明朝官员已经投降了大顺政权，其中像唐通、白广恩这样的边关将领，曾经都和吴三桂出生入死共事过，也全都望风而降了——应该说，大顺那时候让人感觉是众望所归，吴三桂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更何况，像唐通这样兵力和地位都远逊于自己的人，一投降大顺就被封了“定西伯”，接到唐通劝降书的吴三桂，不可能不心动。

第三点，也很重要：吴三桂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当时都在北京，全在大顺政权的控制之下，自己一旦有个轻举妄动，全家肯定遭遇不测。

综合各种因素，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贴出了安民告示：

“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何为“新主”？指的就是李自成。吴三桂此时已经决定，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且准备开赴北京，接受李自成的召见。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的部队前行到了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是咫尺之遥。

就在这一天，吴三桂个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全军一百八十度向后转，沿原路，极速回杀山海关。守关的唐通忽然从后方遭袭，猝不及防，只能弃关退守一片石。

吴三桂重新占据了山海关。

他改变主意，不投降李自成了。

4

关于吴三桂为何忽然“转舵”，史界历来有各种说法。

不过一般所公认的是，坊间一直被津津乐道的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信度实在不高：吴三桂当时的抉择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生死存亡，更会影响到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老小的前途，怎么可能所有的起因都只是为了一个叫陈圆圆的小妾？

史料给出的记载，主要还是因为吴三桂得到了一些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

按记录明末清初之变过程的《謏文续笔》记载，吴三桂在临近北京时得报，他的父亲吴襄被李自成的人索饷二十万，说是要罚没他的赃款。吴三桂一听，觉得自己如果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罗网，于是掉头就走。

按同样记录明末清初之事的《流寇志》记载，说当时北京的吴家逃出一个仆人，说吴襄全家都被李自成派人关押，财产全部抄没。吴三桂一听大怒，决定改变心意。

无论是《謏文续笔》的作者张怡，还是《流寇志》的作者彭孙贻，对农民起义军其实都是相当蔑视的，所以他们笔下的记录未必可信。而从当时李自成要招降吴三桂的动机来看，也不至于如此难为吴家。

而且以当时的时局来看，即便两件误报的事为真，未必就能排除是否有人在其中“做局”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两个原因都指向了一件事：追赃。

事实上，李自成部队入京之后，对明朝官员“追赃”，对大顺政权其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自成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苦，所以在起义后一直以“免赋”作为大旗，而自己的军费和政权经费都是依靠对没收官绅财产和明朝藩王家产来支撑的。

从特定的历史阶段出发，这样的政策当然有必要性，也确实团结了广大劳苦民众，为“闯王”一路势如破竹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在1643年后，尤其是在进占北京之后，李自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他已经是从“打天下”向“守天下”转变了，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如何尽量缩小打击面是当务之急，他应该尽快放弃向官绅地主罚没和追赃，而转向相对温和的征派赋役，以及严厉地整顿吏制杀鸡儆猴——要通过适当保护地主官绅的利益，换取他们的支持。

但李自成并没有做出改变。一方面，这表明他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始终代表农民阶层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说明他在全局意识和长远目光上遭遇了瓶颈，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做出合理的改变和让步。

而归结到具体事例，吴三桂其实就是因此产生的一个变量。

吴三桂家人都在北京，自己在北京也布有耳目，不可能不知道大顺政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出于对未知不确定性的恐惧，吴三桂的动摇也在情理之中。

但导致吴三桂“反水”并一举影响两个王朝格局的，绝非李自成一个“追赃”的政策。

在军事上，李自成也确实太轻敌了。

5

从某种角度上说，李自成能够推翻明朝，关外满清可谓“助力”不少。

如果不是崇祯面临两线作战，屡次三番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力去堵关外的“窟窿”，李自成绝不会打得如此轻松。

所以，当李自成顺利进占北京以后，其实应该立刻明白一个问题：

崇祯面临的威胁，他自己也会遇到——难道关外的满清会因为中原换了个皇帝，就此休养生息，刀枪入库了？

但李自成似乎并没有把满清当作下一步的主要决战对手。

在兵力部署上，李自成把大批大顺军的主力像撒豆子一样撒向了湖广、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苟延残喘的明朝残留势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