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次我就让你睡半小时，半个小时可以的吧？你爸爸妈妈一来我就和他们讲好，小花很乖很乖，等了他们很久了，他们可不许走哟。”护士姐姐摸着小花长而稀疏的辫子。住院之后，小花还没有剪过头发，这里的护士都喜欢给她梳辫子，她的头发被编成细细的两绺麻花辫，瘦骨伶仃地贴在后背上。

2.

“是螺城第三人民医院的那个女孩吧？电视报道过的。”袁野第一次见到Z先生时，就这么问过。

Z先生温厚地笑笑，不肯定也不否定，他说自己记忆力不好，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总之应该是在哪里见过这样的女孩。

袁野翻着白眼想了想，这样的孩子确实不少。单是住在螺城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的，就有两三个。从拿到诊断书起，那些孩子的生命就开始倒计时了。如果生在富裕家庭的还好些，家长总是不肯放弃，会去北京上海的跑一跑，带着孩子挣扎挣扎；若是家境差一些的，家长一开始也是要砸锅卖铁试一试的，只是几次缴费通知书发下来，能坚持住的就不多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多是家长找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抱着还能下床的孩子就走了。也有一些家长像碰运气似的，自己先逃个没踪影，只把孩子留给医院。

袁野妻子的姐姐，刚好是这里的护士。她私下也在家抱怨过：“顶怕这种把孩子留下的了——治吧，得从科室效益里扣费；不治吧，眼见着鲜灵灵的孩子一天天没了，谁心里都难受。”

她们姐妹俩有一个特点，和大人说话时喜欢粗起嗓门，仿佛不那样的话就显不出自己的权威。和小孩子讲话时，总是细声细气，虽然有时候听着有些拿腔捏调，但那样的声音就像小鸡绒毛一样软软的、蓬蓬的，耳朵听了很舒服。

“要不我们挑个孩子每个月资助些生活费。”和袁野说话时，妻子恢复了颐指气使的习惯。但这次袁野没有反抗，这种行为符合他对于善良的想象。

他认为，当他和妻子走到住院区，孩子们知晓了他的身份，会含着泪涌过来——窗外一定要有暖融融的夕阳，把长长的走廊和他的脸都照成金黄色。啊，人性美好的体现！

不过，当他真正走入那个病区时，他才发现不是这样的。

他在孩子的脸上见到了暮气——眼眶凹陷，嘴唇薄而干，脸颊上几乎没什么肉，眼里的光是灰色的、白色的，也许是一日又一日盯着那惨白天花板的缘故。

这里没有人说笑，更没有孩子会走下床跑动、嬉闹，正常的呼吸已经让他们拼尽全力了。大多数孩子都没有头发了，只有那个电视台报道过的小姑娘还留着长辫子。她没剩多少头发了，隔着两绺细辫子，能看得清大块大块的头皮。

“她不肯剪，没法给她剪。她说自己在这住了这么久，又没了一条腿，再把辫子剪掉的话，爸爸妈妈来就认不出她了。”袁野妻子的姐姐说。

3.

而女孩的辫子最终还是被剪掉了。

从冰里挖出她残缺的身体后，Z先生用一把电工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了她的辫子。他总想着，应该找个机会把这两绺头发还给她的父母，由他们放进小小的盒子里，长长久久地悼念。

他从来不认为，会有父母故意把孩子丢在那里，他把那一切都归罪为“贫穷”。

“她的父母，一定是在为她挣医药费。念念。”写这个故事时，写几句，他就要和钟念念聊几句。尽管他心知不会有回音，可他还是想向钟念念表忠心，他唯恐这个故事会让钟念念感受到被遗弃的恐惧。

写着写着，他松开笔，从书桌前走开，俯身到钟念念的床前。细心端详钟念念白而平整的面庞，在上面寻找自己或者太太的痕迹，然后亲吻儿子的额头。已经十几岁的钟念念总是让Z先生闻着有股奶香味儿，每次亲吻钟念念，Z先生都觉得时光倒流，太太还在身边、自己也青春焕发，儿子还是一个健康又强壮的婴儿，浑身都是奶香味儿，举高了会咯咯地笑。

“念念别害怕，我和你是不会分开的。爸爸答应过你。你去哪里，爸爸就去哪里，一分钟也不会分开的。”当时，他这样向钟念念承诺。

4.

他和钟念念曾短暂地分开过——那件事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那是太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整夜整夜被癌痛折磨，人已经瘦成了一杆芦苇，似乎轻轻一折就会断掉。但是太太不肯停下钟念念的治疗，她依旧坚持着每周坐夜火车陪父子俩去上海进行干预训练。

那家机构是他们去了三四年的，名字喊得很响亮，走廊里贴着林林总总的资格证、海外学历认证、国家奖项获得证明。第一次去，他们就被五彩菱格的落地窗户震住了，霓虹色的光在清亮亮的地面上滚动，仿佛有一扇充满希望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