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律师想打同情牌。书记员终于弄懂了她的计划。打同情牌这一招虽然屡见不鲜，但也屡试不爽。当然，这对于一开始对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抱有期待的书记员来说，比较令人失望。

不过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期待。就像旁听席上的那些旁听者一样，他对这种悲剧性的故事十分热衷。他并不关注故事本身的悲剧性，只是在隐隐期待那种同情心在体内泛滥、心脏仿佛被揪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强烈的时候，甚至会让他在独自一人时默默掉下眼泪。那种感觉很好，因为在他为别人的经历流泪、悲伤的同时，他能相信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中麻木地度过每一天的动物，犹如行尸走肉。

尽管他清楚，没有人能真正体会这些深陷不幸中的人在经历些什么。旁观者贪恋的不过是那种自己有血有肉的欣慰感，那种欣慰感简直让他们上瘾。

“你知道是谁把你迷晕的吗？”乔茵在这细微的骚动中紧接着提问。

“SanchezHarris。”微微垂下了眼睑，魏琳声线平稳，回应的速度恢复如初，“我醒来后看到的是他。他告诉我，是他把我带到那里的。”

“‘那里’？那是哪里？”

“一间地下室。有壁炉的地下室。”

“你知道那是在哪里吗？具体的国家和地点？”

“一开始不知道。我看到有壁炉，以为还在美国。后来黄劭出现，我又以为是在唐人街。直到黄劭告诉我那是在X市，是他所有的一幢复式楼的地下室。”

“我曾经五次去看守所会见你，其中两次你都明确提到过，你是1999年1月31日从那幢复式楼里逃出来的。那么从1998年7月29日到1999年1月31日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囚禁你，被害人SanchezHarris还对你做了什么？”

“殴打。鞭抽。窒息。”她半垂眼皮盯着自己的手，神情麻木，“拔掉我的指甲。用针扎我的手指。拿高压水枪……”嘴唇微张，嗓子眼里的声音渐渐收住。魏琳没有继续说下去，只缓缓摇了摇头，“太多了。我记不清。”

书记员将她的回答记录下来，又转开视线去留意秦森的反应。他依然在看着魏琳，身形一动不动，姿势没有分毫的改变。书记员便去注意他的手。他那双十指交叠搁在桌面的手，指尖充血，关节泛白。这个细节已经暴露了他的隐忍。

乔茵的发问却还在继续：“有多少次？”

“很多次。”魏琳的表情渐趋木然，“我记不清了。只要我醒着的时候他在场，就会开始。”

“也就是说，每到你醒着的时候，他看到了，就会虐待你，是吗？”

“是。”

“你反抗了吗？”

“我被捆住了手脚。”

“那你有没有试图求救？”

“除了SanchezHarris和黄劭，没有别人进出那里。我曾经向黄劭求过救。他没有帮我。”

“你向被害人黄劭求救过几次？”

“我不记得。每次单独见到他，我都会求救。”

“你单独见过他？在SanchezHarris不在场的时候？”

“是。黄劭会负责看住我。”

“你提到过被害人黄劭对你施行了数次强/奸，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SanchezHarris指使他。这也是折磨我的一种方法。”

“指使？是指使还是威胁？被害人SanchezHarris对被害人黄劭有任何言语或者行动上的威胁吗？”

“没有。他叫他做，他就做。”

“那个时候你还怀着孩子吗？”

没有任何回应。

书记员看向被告人席。那个女人坐在那里，略垂着眼睑，视线停留在自己的手上。她成了石膏像一般纹丝不动，脸上的表情仍旧麻木。

“被告人魏林？”乔茵通过麦克风叫她的名字。

被告人席上的女人依然没有动弹。书记员抬眼，看到眼泪溢出她的眼眶，在她微摊的手心摔碎。她动了动嘴唇，过了好几秒的时间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是。”她说，“那个时候我还怀着孩子。”

刚刚逐渐肃静下来的旁听席上再一次传来克制的骚动。书记员迅速将目光转向辩护人席，正好见秦森转头低声对身旁的乔茵说了句什么。他特地侧过脸远离了麦克风，书记员便听不到他的话，只能凭借他肌肉紧绷的脸和眼中阴鸷的目光做猜想。

可乔茵没有理会秦森。她盯住被告人席上的魏琳，继续她的发问：“庭前会议出示的证据显示，你在1999年1月31日获救的时候，已经结束妊娠。你具体是在什么时间结束妊娠的？”

一滴滴眼泪滚出眼眶，魏琳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仅任凭泪水摔落，迟钝地张合着双唇：“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