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过去后，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她的面前。裘洛和男主人都不在了，没有人支付给她工钱。这份每个月600块的薪水，在她的全部收入中，占非常大的比重。除去裘洛家，其他固定要去的几户人家，有的一星期只需要去一次。还有就是零散的活儿，打电话叫她就去，没有电话就闲着。现在没了这600块，她的工时空出来一大半。只好厚着脸皮让一些客户帮忙打听，看看有谁的朋友那里需要。找活干是需要耐心的，她必须做好准备，最近几个月收入都会很少。所以，她心里很矛盾，有时很盼望裘洛他们赶快回来，付给她工钱。可是如果他们回来，她也就不可能再使用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对她来说，意味着自由。她先前一直以为，有钱一定比没钱自由，可是她现在的境况则是，有了钱反而会失去自由。

不过，钱和自由的选择权，并不在她自己的手里。小菊能做的也只是听天由命。

然而，天和命自有更大的安排。德明那张乌鸦嘴竟然说中了。全国的云彩虽然没有压到四川的上空去，可是整个地壳里的能量，却在四川爆发了。地震的那天下午，小菊正在一户人家干活，是霞姐打电话通知她的。她给德明和娘家打电话，都打不通。到了晚上看电视，才知道有那么严重。她把亲戚的电话挨个打了一遍，都没有通。她只好安慰自己说，新闻中播报的受灾地区，到他们那里还有些距离。

她坐在裘洛家的沙发上，对着那台电视机，手里捏着电话，不断地按重拨。霞姐又打来电话问情况，安慰她一番，末了感慨道：“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你倒还挺沉得住气啊？”

“不然又能怎么办呢？”小菊说。

天灾人祸的厉害，她已经领教了。她妈妈是在98年发洪水的时候，被冲倒的电线杆砸死的。她还记得那时在医院的走廊里，她和弟弟抱在一起，哭得天昏地暗。所谓的坚强，是那个夏天的眼泪哭出来的。小菊一直守在电视机旁边，等待从四川传来的最新消息。她很饿，从裘洛家的冰箱里，找到一个皱皱巴巴的苹果吃。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她竟然又打开一瓶红酒，咕咚咕咚喝了下去。喝完没多久，电话竟打通了。德明从那边喂喂喂地唤她，她却还以为是酒精的作用，通了灵，吓得半天不敢应。德明和孩子都没事，家里的人都还在，只是新盖好的房子全震塌了。他们暂时搬到了在户外搭起的防震棚。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新闻里都是搜寻抢救的消息。小菊除了干活的时间，都守在电视机前。离他们那里很近的村子，也死了许多人，德明常常打来电话报平安，也总是会说起，他们认识的某某某，死了亲戚。

有时候小菊挂掉电话，关掉电视，看着眼前的光景，觉得有些恍惚。猫浑不知事地睡在躺椅上，风轻轻撩拨纱帘，窗台上的栀子花都开了，墙上那个没有秒针和刻度的表，总让人以为它停住了。她说不上来这一切是太安静了，还是太冰冷了。

霞姐问她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不回四川，她说，房子都塌了，盖新的需要钱，她回去了怎么赚钱呢？霞姐觉得她说得也有理。可小菊自己反倒迷惘了。最近这些日子在北京，也没有赚到什么钱。若不是霞姐这么问起，她几乎忘记自己来北京是为了赚钱。现在也真是到了用钱的时候。德明还借了钱给表哥盖房子，现在那房子也塌了，欠他们的钱恐怕永远也还不上了。小菊想想就觉得生气。

又过了几天，德明在绵阳的姐姐把他们的爸妈接了过去。这样一来，只剩下德明一个人带着孩子，有些措手不及。他就打来电话问小菊的意思。

“你们也去绵阳找你姐啊。”小菊冷冷地说。

“那么多口人，都到人家那里去，怎么好意思？绵阳现在也是乱哄哄的，根本找不到活干。”德明说。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把兰兰先放在他们家，反正现在学校也不上课，我爸妈还能照顾她。”

“那你呢？”

“我看，我还是去北京找你吧，”德明回答得没什么底气，后面那句则更为微弱，“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小菊沉默了好久，说：“让我想想吧。”她挂了电话，忽然觉得，也只能这样，并没有什么可想的。但似乎有种缥缈的喜悦，莫名地相信德明变得好了一些。

德明坐火车来北京的那一天，男主人寄回来一封信。“裘洛收”。

小菊看到熟悉的名字，心里竟也觉得有些惦记。

洛洛：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在绵阳。离开家之后，到处游游荡荡，好像终究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停留的地方。我本来是打算去西北当乡村教师的，听到地震的消息，就觉得或许可以到四川去。前几天去了一个受灾最严重的镇上帮忙。每天听到最多的字眼，是“生命迹象”。这个词总是能够让我兴奋，仿佛抓住了生活的意义。说起来真好笑，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可是在这里，每天到处奔忙，随时处于一种要帮忙的状态里，就觉得浑身都很有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