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天更冷了，路两边的矮屋连门都没关严，昏黄的灯裹着女人发腻的笑声从缝隙里漏出来。

他边抽烟边走着，几个女人鬼一样地从阴影里飘出来，七手八脚地上去拉扯他：“侬看这天多冷，进来暖暖身子，松快松快呀！不贵的！”

阿宝一把甩开她们的手：“死了滚。没钞票。”

他头也不回接着走，到路口，恰好赶上19路电车的末班。

他在康脑脱路的赌场接着赌，快凌晨时，赌场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几个人哗啦一下冲进来，二话不说，掏了枪就往赌桌上拍。

赌客们以为来了强盗，一哄而散。那庄家吓得面无人色，刚要开口，外头又冲进来几个巡捕，一看桌上的枪，立刻也拔枪对峙。

双方剑拔弩张的，差点开火。

好说歹说，最后才弄清楚，原来都是“自己人”。只不过一拨是给日本人干活的，一拨是给英国人干活的。

阿宝看戏一直看到最后，步出赌场时，他边走边忍不住笑了出来。

1938年，阿宝每天只做三件事：倒货，赌钱，睡觉。

无数天仿佛都能当同一天来过。

其实倒货也只是为了能赚到钱去赌，除了赌桌上的输赢，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

手头紧的时候，他去码头工棚里推牌九，摇骰子。

手头一宽松就跑去赌大的，回力球，扑克，甚至轮盘赌，赢了想赢更多，输了想翻本，总是不肯及时收手。

这么一天天过着，某一天，无意间瞥了一眼月历，他突然回过神来：已经1939年了啊。

对他来说，1939年和1938年也没有什么不同。

日子久了，他却发觉，大街上风气明显不一样了。

每条路上几乎都有日军的巡逻队，挎着枪伫立着，眼睛在每个人过路的人身上警惕地打量。

他到烟杂店买烟，看到大半排货架上挤着印着日文的胰子、洋火。

老板叹着气说：“不卖日货活不下去，卖日货又说不爱国。实在是难做。”

某一日，他在赌场，正赌到兴头上，突然一阵鸦雀无声，一抬头，看到一个穿西装的走了进来，从庄家到赌客，全都客气地打招呼，称他“李先生”。

然而等他一走，立刻就有人低声咒骂：“狗汉奸，给日本人当狗腿子。”

两天后的深夜，他从赌场出来，远远就看街上拦着铁丝网，几个日本兵挎着枪来回走着，一旁的便衣警察攥着名单，看到行人就拦住，上前一通搜身。

他想绕道，便衣警察伸手拽住他胳膊，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两记耳光。

查证件，搜身，折腾了大半天才放行。

这时，却看后头又来了个人，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

那个抽他耳光的便衣立刻换了副嘴脸，点头哈腰地说：“王科长，您辛苦了。刚从维新政府那边回来？”

阿宝站在不远处看着，挨打的面颊火辣辣地肿了半边，嘴里泛出血腥味道。

他心里却想：有意思。

从春到夏，每一天都在搜捕新的抗日分子。

因为那张和普通中国人不太一样的面孔，阿宝只要出门，就会被便衣当街拦住，有时候搜个身就放他走，有时候挨一顿打。

最倒霉的一回，他被带到日伪警察署拘留室关了整整三天，被盘问了一夜，迫着跪下，烟蒂揿着手背，头按在脏水桶里。

洗脱嫌疑释放的那天，他走出几步路，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对没完没了的赌博也心生厌倦起来。

不单是厌倦，手头也紧了起来。

这年夏天，日占区的管制越发严厉，他发觉哪里都没办法再像之前那样轻松地弄到钱。

他心里便筹谋着，想寻一个新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那是燠热的一天，没有一丝风，火辣辣的日头把地烤得滚烫。

阿宝刚出门，就被几个便衣拦住，不由分说地塞给他一面旧的沙俄国旗，推搡着让他混进几十名白俄的队伍中，一起走上了街头。

走出好一段距离，他才意识到，这是“反英大游行”。

日伪报刊记者的相机镜头对准人群时，其他白俄扔下国旗，撇开脸去，心虚地躲闪着，阿宝看了看地上那些被丢弃的国旗，弯腰捡起一面，掸了掸上面的灰尘，面无表情地举起来。

游行结束时，日军军官步到他跟前，用生硬的中文问：“你为什么帮皇军？”

阿宝用俄语回答：“Поомучовыплаие（因为你们给钱）。”

军官看着他，笑了：“就这么简单？”

阿宝也笑了：“就这么简单。而且……”

他换回中文：“我既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俄国人，所以对哪边都没有感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