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开玩笑说：“幸亏把你送到艺术学校，要是不通过专业训练，你这长胳膊长腿的，估计走起路来像大猩猩。”女儿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是这家的大功臣，好吧？知道你在外面挣钱很辛苦，我读书用了很多钱，等我以后参加工作了，买好烟好酒孝敬你，行吗？”“那当然，投资总要有回报啊，还得赶紧往回收，以后嫁出去了就顾不上我啰。”没有什么比子女的健康成长更令人称心如意的了，人这一辈子就是这点心病，长辈如此，我辈如斯，下辈如许。

女儿出门找同学玩去了。余红问我给了多少钱母亲？我想可能是女儿之前无意中告诉她了，我说每月的大部分工资和年底的奖金都给你了，给母亲的钱都是我平时的零花钱积攒的，这有什么问题吗？她满脸不高兴，说家里用钱的地方还多得很，女儿读大学每年每月的费用都要按时支付、现在住的房子也要重新装修了、以后还要考虑在武汉给女儿买套房才行……我有些不耐烦地说家里不是有存款吗？她说那不能动，是留给女儿以后结婚的嫁妆钱。我被余红有条有理的分析，驳得无言以答，只好说，行行行，我会想办法挣钱的。

每次回家，余红念叨的都是“老三篇”：张家长李家短，谁升职了谁发财了；家里人情来往多，每月开支大；想吃什么吱声，她出去买。对于我在外打工的艰辛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怎么又跳槽到了外地？她想象不到也不过问。当然，我俩的兴趣爱好和专业特长都不一样，这也影响了交流，我们的感情像是一杯白开水。

一年才回家一次，日子平淡无味也得向前看。午饭后我叫上余红和女儿出去逛街，先去探望了余红的娘家，接着去商场为她俩买几件新衣过春节。到年底了，单位基本放假了，外地打工的也纷纷回到了家乡，大街小巷的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商场内更是人头攒动摩肩擦踵。余红和女儿好不容易才挑选了几件中意的衣服，我到收银台排队结完账，再与她们一块挤出商场大门。

没走几步远，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一扭头，女儿的身高挡住了我的视线，等她挪过身体，我才发现是同学袁领导在叫我。他说他刚在附近宾馆开了个茶话会，想走路回家的，刚好看见了我。许久未见，分外亲热，街上人多，不便交谈，我们商量找个地方喝两杯，余红见袁领导没带家属，就让我俩单独聚聚，她带着女儿回家了。

我和袁领导依旧选择了城中渠岸边的那家小酒馆，店面小不吵闹，安逸一些，我又电话叫了在中医院当办公室主任的那位朋友一起来吃饭。医院的朋友一见袁领导就说：“哈哈，真是难得看到‘真人’，平时都是在电视上才见到。”

我问袁领导工作还顺利吧？他说：“我回来以后，组织上安排到了市里任职，分管招商引资这一块。工作很累人，出去考察需要应酬，不然人家觉得诚意不够，人家来了又要热情接待，不能怠慢，谈来谈去，能真正落地的项目不多。现在客商的要求和条件太苛刻，地块要选最好的，地价和税收都要足够优惠。我是本地人，不能为了个人政绩给地方今后的发展留下隐患，那样会挨群众骂的，但这样又有违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唉，难办呐。”

医院的朋友说：“家乡的利益肯定要维护啊，你又不像人家，时间一到，两手一拍就调走了。”

袁领导说：“算了，公共场合我们就不细谈这个事了。诶，董总的下落你们知道吗？”我和医院的朋友面面相觑同时摇头，“他涉嫌非法集资，已经回来投案自首了，具体数额还不知道。”

医院的朋友说：“我借给他五万元，出事后我就没指望他还钱了，关键是医院还有一个同事，是我介绍给董总认识的，他私下找人家借钱，我都不知道，人家凑了二十万借给他，他跑路后，人家就报案了，类似这样的情况还不晓得有多少？”

我说：“我这难得回来一次，能否去看看他？”

医院的朋友“噗哧”一笑说：“除非你也进去过几天，不然见不着面的。”

袁领导解释说：“他的案子还在立案调查阶段，问题没弄清楚前，外人是不能探视的。如果像燕子的老公那样已经判刑了，就可以定期去监狱看望一下。”

“她老公判了多少年？”我急切地问道。

“他那案子闹得满城风雨，厅里都作了重要批示的，基本上要坐穿牢底了。”袁领导说。

“唉，害苦了燕子，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长叹了一口气。

“婚肯定是已经离了，有消息说是在珠海工作，不过没有同学能联系上她，原来的手机号码停用了，不像你，手机换号码就及时告诉我们。”袁领导说完，又问我在外面工作的情况。我说跳槽去了新的地方，邀请他们有时间过去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