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牵挂女儿，但只能通过余红的描述来填补我的想念，我不敢多听女儿的电话，每当她问起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会泪水滑落，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而溜跑回家。

我独自散步时，反复多次问自己：你来前认真思考过吗？有人强逼着你过来吗？你做好了长期在异乡工作生活的打算吗？你警告过自己不能随意退缩吗？你预想过会遇到什么困难吗？你说过不会后悔的话吗？至此，我深深理解了，何老师当时为何让我先思考两个月后，再决定是否前来浦海市工作的真正用意。

再坚强豁达的人都会有着思乡之苦，没有人倾诉就自己忍受，我的忍受办法就是在路边寻一个“冰摊”（本地人在路边摆几张小桌子，上面放点花生瓜子和啤酒），一个人吃点花生喝点啤酒，默默看着街道上的来往行人，听着听不懂的异乡话。抬头看明月，低头数花生。

当时的社会治安赶不上现在“平安”，太晚了担心安全问题，一般我在路边冰摊喝完两支啤酒后，就回到公司办公室看看书或整理资料。何老师在岳母家吃完晚饭后，多半时间也来到办公室，我们会讨论一些工作上的事，或者跟随他去其他办公室坐坐，顺便认识一下相关领导，比如集团的总裁、股份公司的副总、子公司的总经理等等。

我很庆幸自己能有坚定的毅力，熬过了艰难的思乡岁月，注意力慢慢转移到了工作上，并且随着对浦生公司的逐步了解，我为自己能够进入这个公司工作感到荣幸自豪，当然这要得益于，我有幸遇见了我生命中的贵人何老师。这是一个足够大的舞台，相比我在桃阳市的职业，具有更广阔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第一次参与编辑《浦生动态》，我非常谨慎和小心，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阅读并加以润色修饰，我还对刊物的图文编排、栏目分类、主次搭配等提出了想法和建议。老杨联系广告公司出了样刊后，我负责文字校对，老杨负责版面格式和配图校对。我的第一次文字校对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当把校对好的样刊送给何老师审核时，他接连问了几句：你们确认校对好了吗？我们点头。但他在审核过程中，却又发现了错格、错字、断行、标点符号等纰漏近二十处，主要责任是我。他没有批评我们，只是说下次要认真细致。

经修改再次出样刊并报给柯董审批后，老杨和我一块去广告公司现场监督排版。路上他告诉我，何老师安排事情非常细心、考虑事情非常周全、处理事情非常严谨，一方面这是何老师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是公司的氛围要求。公司氛围又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柯董对粗心大意、敷衍了事的工作行为很憎恶，如果屡教不改，后果就是走人；二是公司有的人是靠投机取巧、溜须拍马生存的，一不小心就会被人薅住小辫子或者跌倒在人家预先挖好的坑里，等告到柯董那儿，其结果不是挨骂就是罚款，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

老杨是个没有心眼的好同事，他总会有意无意告诉我一些重要的信息，我必须摈弃过去“一目十行”的工作习惯和“囫囵吞枣”的处事方式，以适应这里的氛围。

广告公司的老板是柯董的朋友，广告公司具体对接浦生公司广告业务的是小王，湖北人，他是我在浦海市认识的除何老师之外的第一个老乡。小伙子精明健谈，为人随和热情，刊物排好版后，他再三挽留我们吃饭，老杨婉拒了。过后老杨说，有的饭是不能吃的，你想啊，小王也是打工跑业务的，吃饭买单的□□肯定报销吧，万一哪天他的老板和我们老板随意聊起我们在这儿吃过饭，误解成我们敲人家竹杠，那不就麻烦啦！呵呵，在老杨面前，我这个老文员在这里只能算是个“小学生”。

第一次见到柯董本人，是在一次晚上召开的总部机关工作会议上，他与内刊上的照片相比没多大差异。柯董个子不高，戴着一副眼镜，方脸高额，宽鼻阔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嘴大吃四方”，这与浦生公司的规模实力相匹配。

会议室在一楼，中间是一张宽大的长方形会议桌，上面就座的是机关全体高管人员，除了首座后面是镶嵌着公司LOGO的巨大背景墙外，会议桌其他三面的外围，摆放着两排椅子，坐的都是各部门中层管理人员。我和老杨是列席，他是专职摄影，我是专职写稿，参会人员有一百来人。会议定在晚八点召开，七点四十五分会议室就坐满了人，大家清一色的白衬衣蓝领带挂胸牌，笔和笔记本摆放有序，我坐在角落扫了一眼参会人群，看见有的在偷偷抹嘴、有的在整理衣领、有的脸色微红、有的低头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