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瞥了一眼张开双臂、自带圣光的耶稣：“你在国外长大，怎么没信东正教、天主教，或者新教？”

宫先生回身扔了一件月白蝉翼纱的睡袍给秦川，闻言轻蔑地笑了笑。

那一刻他的身形何其挺拔，简直如积雪不弯的松柏：“基督教总是劝人忍耐苦难，等待上帝的救赎……我不信这个，也不愿意等。”

秦川回以一笑。

这是他们相识以来彼此最真实不带虚与委蛇、客套太极的一个表情，那神情里逸兴遄飞，瞬间隔阂尽消，似乎四面楚歌的血火深潭、漫长黑夜后的黎明曙光、遥不可及的太平盛世都在这一笑里了。

秦川记不太清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难辨是刹那还是永恒，万种声色犬马纷至沓来，挟着暄夏的风俯冲而至，将荒芜原野润泽成葳蕤风情。

有业火从三魂七魄里燃烧，有惊雷在堆雪砌玉中贯通。

是金箍棒捣龙宫殿，是涓涓露滴牡丹心。

十丈软红颠倒，珠罗纱帐摇晃，锦被薄衾浸透。

折腾到更深漏重，两人又洗了一回澡。

秦川翻来覆去睡不着，宫先生便抱了他去外面露台上的沙发里坐着，用唇一遍一遍描摹他被水汽沾湿的眼睫眉梢。

黑夜像打翻的徽墨，糊满了整张乾坤画卷。

然而有月光跋涉万里，终于落在人间，遥映夜上海的灯火通明。它是黄浦江面的粼粼流光，也是千里外卢沟桥上的银霜，是紫禁城琉璃瓦的一线纯白，也是江南杨柳岸树梢的一弯玉佩。

吴侬软语，燕赵悲歌，楚宫芳草，长安箜篌，金陵楼台，都是同一卷历史。

这月是李白“呼作白玉盘”的月，也是张若虚“应照离人妆镜台”的月。

这天下是屈原“哀民生之多艰”的天下，也是杜甫“家书抵万金”的天下。

这是文天祥“干戈寥落四周星”的破碎山河，也是梁启超“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的少年中国。

微斯人，吾谁与归？

在一片阒寂无声的长夜里，秦川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踏实。

刘梦苇说：我的命运有一面颜色红如血。

他的赤心肝胆像破茧的蝶，过滤掉所有杂质后，真正的灵魂挣扎而出，以本色直面天光万丈。

从那以后，秦川俨然成了这处别墅的第二个主人。

楼头曲宴仙人语，帐底吹笙香雾浓。

露台上搭着絮藤花架，桌上放着冰过的葡萄酒，爬山虎的藤蔓摇曳出蓊郁的绿浪。秦川买了几片百代公司的唱片，他们就在明亮的太阳下听李可易的《满床笏》，听李正敏的《玉堂春》。

在西皮导板或流水里，秦川枕在宫先生腿上，听宫先生给他念报纸书刊，说陕甘边赤卫军到了哪里，或者讨论如何往前线物资——那时候秦川已经知道了宫先生所有厂子，包括这栋住宅，都是作为基地存在的，这几亩看似空旷的地下四通八达，尽是防空洞、仓库和地道。

1935年6月，英国政府派遣经济学顾问Sir Frederick Leith Rose前往中国参与币制改革讨论。英国目的在于保护自身在华经济利益。

那段时间宫先生几乎翻遍了货币学书籍，他们有时翻拣顺着墙高高堆起的紫檀书箱，秦川总是格外小心，怕碰掉了刻着的绿泥款识，宫先生看他小心翼翼，反倒笑出声。

又不断有银行家、实业家听到币改风声后上门打探财政部动向，聊着聊着就开始讨论官僚主义如何渗透进国民经济，秦川送的那本《盐铁论》倒是派上了用场。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写的那篇《中国金融现状之两个考察》中有宫先生的手笔，那一期东方杂志被秦川翻得页都薄了，书脊也有些散，几乎轻轻拨弄就会自然打开到那一页。

雨前龙井放在绿洋铁筒子里，秦川泡茶手艺甚好，宫先生其实不大会品茶，只顾盯着秦川执壶的手指，像是定窑的白瓷，细腻得不堪一握，他连呼吸都得放轻。

那手指会把他送的那枚银圆抛到空中，接住，再抛到空中。

太阳下银圆的反光很亮，但宫先生去花园折一枝玫瑰，亲自剪了刺递给秦川，那时秦川的眼波更亮。

宫先生看着那朵红色的玫瑰，那是天边旭日初升时的朝霞，也是秦川汗淋气喘时的脸颊。

秦川有一次装作不经意地提起《易经》，顺道问了问宫先生的表字和生日。

宫先生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我转过年便是而立，表字就取’卅’吧。”

秦川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回头却偷偷记了两人的四柱八字找人合算，转日又穿着警察制服以巡视名义去了一趟算命摊，才终于听到了他想听的说法。

泰戈尔说：沉默是一种美德，但是在喜欢的人面前沉默，就是一种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