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买花。

戴然并没有好起来。给她买花的花是侮辱，是轻蔑，是取笑，是不合时宜。

电梯门打开，一片安静。好像经过了十四层楼就和一楼的急诊部两样了。乱哄哄地不是人臭污浊就是爱恨情仇，合该那是地狱；这里静谧清洁，风吹起浅绿色的窗帘带来清凉的风，是天堂吧？

往上走就是天堂似乎是极度浅薄的认知。

这里住的人都是快死的，相比在急诊科出现的人，这里的病人死掉的概率明明更加确定，病情更加凶险，确定的凶险，不良的预后。越病重，越安静。生命力等于激越和显著。

“护士你好，我想问问……”

其实不应该是她去找戴然的。其实从来都应该是戴然来找她。从来都是。又或者，时移世易，什么都变了。世纪之交到世纪的前二十年都要过去，谁还能是谁呢？

戴然会买花瓶，漂亮的玻璃花瓶会被打碎。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刚刚工作的时候，她们一起研究过很多很多隐喻的象征意义。后来发现生活里都是明喻。不是不值得去细想追溯，是不能去。就像记忆最深处她多么想否认自己和戴然的这一切啊，哪怕稍微离开那个深处、把门轻轻关起之后这种否定的企图也会被一道关在里面。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始终觉得那一切是羞耻的。但也像任何一个足够成熟的成年人一样，学会了对自己的耻辱与污点——哪怕只是对自己而言才成立的耻辱与污点——如蚌含珠，沉默不语。

沙子，异物，耻辱，污点。

像任何一个足够成熟的成年人一样照顾生病的亲人，探望生病的朋友，尝试并持续越过各种各样的门槛，直到不能越过为止，直到在某个地方绊倒为止。

这也许是时至今日她和戴然仅有的共识。

7病房，19床，靠墙。转过墙沿儿，视线从大玻璃窗和其他病人与其或平静或焦虑的家属身上不断往回收，直到看见戴然。眼镜放在床头上，换了镜框（当然），但她已经不记得戴然的眼镜度数了；不锈钢的水杯，旁边还有一个钢化玻璃的，里面有聊胜于无（真的吗？）的枸杞。床上的人穿着病号服，脸色苍白，短发还是又黑又密，她这才想起自己忘记去担心戴然已经掉光了头发；眼睛依然大，但现在它们望着书，没有望着自己，不知道还亮不亮。

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叫戴然的名字。或者应该怎么叫，或者应不应该，或者是不是应该直接走掉，或者——

戴然把头抬了起来。

一开始那束光像是十几年前那样子，那种无邪气无思考无准备的投射。她于是以为往下也会是一样的，是转瞬就变得温柔如同融化，是熟悉得令人害怕的甜蜜，又或者——恰如刚刚想起自己忘记去幻想的戴然的放化疗秃顶——是严厉得令人反感、锐利得令人羞愧，然后转瞬又通通收回去只留待自己难过的眼神。

结果都不是，那道光只是在最开始亮了一下，接着就熄灭了。

她心里有什么摔碎了，像古旧的暖瓶，一摔，一地亮晶晶的碎片。

“哦，是你啊，高玲。”

戴然叫过她无数次——严格地说也数得出来，但超过一定的量也就自然等同于无穷了——从没有一次是这样的声音。

“过来坐。”

别人给她递过来个刷了白漆、一看就是医院开张的那年一道买的凳子时，她竟然感到一阵局促，她觉得自己应该道谢，但又觉得隔着一点什么于是话说不出口，坐上去时还觉得畏惧，好像是收了不该收的东西：末了人家出去洗水果，她才反应过来，那是别的病人的家属，种种与此无关，而她毫无准备。

“我——”话头也没有准备。来的路上全胡思乱想去了。

“好多好多年不见了啊。”戴然说，人靠在床头，一手背在脑后，显得放松自然，像十几年前一样，仿佛青春还在——但另一只手因为输液，只能放在体侧，滞留针？她还在漫无边际地想，滞留了什么？还是留置针？留置比滞留好在哪里？“那之后，你去哪儿了？”

“那之后？”她一时不及反应，但戴然对她笑着眨眨眼，她立刻伸手越过十几年的时光把往日断掉的线头捡了起来，“哦，那以后啊，我…….”

她低下头，几乎想要闭上眼，至于是闭眼去回忆，还是闭眼去躲避密实的记忆的冲击，一时也说不清，“我也就，普普通通，离开那儿，换了个地方。做的基本上还是老事情。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戴然轻声重复，“很专注。”

“你呢？你——”她想说“你怎么样”，转瞬惊觉自己触到电门，“你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