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臣工出列，朝云洛拱手道：“通敌乃国之大罪，宣威将军此言牵扯重大，不知可有佐证？”

　　“是啊。”另一名宗室附和，“将军说得义正言辞，却是空口无凭，既想让人信，该要拿出证据才是。”

　　“自然有证据。”这时，故太子生前武卫，昔绥宫一等带刀侍卫宁桓说道。

　　他今日是与云洛卫玠一起赶来平南山的，这些年他和云洛亟亟追查当年真相，等这一日已等了多年了。

　　他越众一步，从怀里取出两张布防图：“末将左手这张布防图，乃当年达满二皇子所得的塞北布防图，上头有二皇子的批注；而右手这张，是这些年存于兵部库房，前阵子失窃的那张。只要将两张布防图做对比，不难看出临摹的痕迹。”

　　“另外，末将与宣威将军还在塞北达满部落找到了证人，他可以证实当年正是陵王命人将布防图交到了达满二皇子手中。”

　　昭元帝看着宁桓手中的两张布防图，淡淡唤了声：“宣稚。”

　　宣稚称是，亲自上前接过布防图细验，随后禀道：“回陛下，其中一张布防图确实是年初兵部库房失窃的那张，另一张与前一张如出一辙，笔墨消减，看样子，应当是数年之前的临摹之作。”

　　适才那名朝臣道：“可是，这两张布防图至多能证明当年确实有人通敌塞北，未必能指认通敌之人究竟是谁。难道仅凭一个似是而非的证人，便要为陵王定下这通敌之罪吗？据宁侍卫所言，那证人是塞北达满部落的人，蛮敌之言，岂可亲信之。”

　　“末将既敢为家父伸冤，自然有更切实可靠的证人。”云洛道，他朝昭元帝拜道，“禀陛下，当朝五殿下……不，该当已是太子殿下，当年塞北一役，他亦在塞北草原上，当可为家父与万千塞北将士作证。”

　　“笑话！倘五殿下真可以为忠勇侯作证，为何他在金陵这么多年不发一语？为何他回宫后只字不提忠勇侯的冤情？”

　　“倘五殿下当真可以作证，为何适才殿下在山上时，将军不曾请他为侯爷陈情，非要到五殿下去明隐寺了，才说五殿下当年亦在塞北？”

　　几名宗室同时辩道。

　　云洛听这些宗室强词夺理，心中愤慨不已。

　　塞北一役后，陵王得柴屏、罗复尤、裴铭等人扶持，迅速建立势力，可谓一日千里。

　　田泽这些年为什么不发一语？因他若发一语，才是真正莽撞。

　　陵王权重至斯，他若擅自为忠勇侯陈情，只怕还未传到昭元帝耳朵里，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便是云洛这个云舒广之子，这些年不也小心收集证据，非要等到有十足的把握时，绝不贸然行事吗？

　　毕竟他们要抗衡的，是这个王朝权势滔天的皇子。

　　及至田泽回宫后，尚未有机会私下与云洛见上一面，协力做好参倒陵王的准备，夺位刀锋已现。

　　想想也是，陵王怎么可能坐以待毙？他必然是要在田泽参自己前起兵一搏的。

　　云洛听了宗室们的话，本想为自己与田泽分辩，可话到了嘴边，忽然咽了回去。

　　他蓦地意识到陵王已经死了，还是因谋反而死的。

　　这个三殿下已然罪孽深重，便是再加上一条通敌的罪过又怎么样呢？这几个宗室们还在拼命为他辩解什么呢？

　　云洛这才明白，原来这几名宗室并不是愿为陵王辩解，他们的目的一直以来只有一个——程昶。

　　诚如今日辅国将军受圣命起兵，不就是为给三公子扣上一个犯上作乱的罪名么？

　　只是后来陵王作乱，裴阑叛变，云浠带兵相救程昶于水火，才至后来的一切都出了差错，才至陵王堕崖，程昶反倒好端端地活着。

　　程昶已然掌有三司，若再得忠勇军与裴阑之军相扶，便足以与田泽争天下了。

　　位高震主，所以昭元帝才一定要除去他。

　　但程昶到底是天家血脉，要除去他，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由头，辅国将军作乱的罪名已扣不到他身上，便只好拿忠勇军说事了。

　　只有把陵王与程昶归为一党，说今日的兵乱是三公子与陵王合盟为之，昭元帝才有足够的理由治程昶的罪。

　　反正裴阑原本就是效力陵王的，反正云浠原本就闯了禁令，反正陵王堕崖之时，三公子刚好与他一处，这些宗室们有的是线索编排。

　　只不过，忠勇军既已“效忠”了琮亲王府的王世子，这时候便决不能为忠勇侯陈情，决不能给忠勇侯冠一个精忠报国之名，否则怎么让人相信曾跟着忠勇侯的这支大军今日跟着三公子造了反呢？怎么成就忠勇军的“叛军”之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