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暑假后，夏宇就去初中报到。

两个孩子上学的方向不再相同，连时间都无法重合。夏宇总在程真出门前到校，又在他回家后才返回，想在楼梯见上一面，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所有的周末和假期都被课外补习班占据，程真几次上门，都见不到人。时间一久，程真就再也伸不出敲门的手。

那层透明的膜也再没有缝隙，彻底把他包裹在真空里。

从那时起到小学毕业的几年，程真的记忆都很淡，他记不清同学的名字，也忘记了班主任的脸。奇怪的是，他对教室里的某些细节记忆犹新，像刻在脑子里一样。

后来他用某个心理学家的理论做了自我分析，认为自己之所以忘记那些人，多半是因为他们给他的印象不愉快。可他又说不出，为什么他会对那些没什么感情色彩的物件记得那么清。

比如教室里的光是蓝色的，正如他家里的光是绿色。

那种蓝色来自几十张双人书桌，统一规格的灰蓝色化纤布蒙在统一的、带着斜坡的桌面上，像泛着微波的海面。他经常用手肘撑在那片海上，任思绪漫游，四处溜号，老师讲课的声音就成了他散逸的思维的背景。

当然，他早忘了自己当时在想什么，却记住他在乱想的时候，眼睛落在什么地方。

教室的白墙上挂着伟人的图片和生平，就像黑板上方永远挂着国旗和标语。那些挂图换了又换，从政治色彩颇浓的马恩列斯毛，变成李四光、牛顿和高尔基，鼓励大家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的各行各业做贡献。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马克西姆·高尔基”

程真对这张挂图记忆尤深，倒不是因为高尔基那副颇有辨识度的八字胡，而是他的简介里，有一个他听说过，却没见过的国家，前苏联。

回忆到这里，他才恍然大悟，所有这些散乱的碎片，拼合起来，其实都指向一个线索：

那个人身上有一半的血液，来自那个消失的国家，还有那在黑色虹膜的显性基因下，奇迹般保留着蓝色的眼睛，它们在阳光下蓝得异常清晰，像教室里那片海。

——夏宇。

常青提为副主任后，虽然不用值夜班，工作却比之前更繁重。夏思危带了几个研究生，科里许多事就落在她身上。常青每个星期能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到一天，有时还要把病历带回家里看，她房间熄灯的时间，比程真的还要晚。

所以那几年，程真学会了许多东西。

他再也不需要母亲来检查作业，最多让她在满分的试卷上，按老师的要求签字。他还学会了买菜，用煤气做饭，在常青下班时，给她留一份简单的饭菜，在她去外地出差时，独自面对生活。

但他始终没学会一件事，就是如何处理孤独。

班级里的孩子依旧喜欢扎堆聊天，话题从动画片和零食，渐渐变成高年级小学生喜欢的东西。

男孩之间，开始流传一些“正半圆拳”、“反半圆脚”、“95”、“96”之类的黑话，街角背巷出现了被老师和家长视为洪水猛兽的游戏厅，他们总有办法逃过大人的追究，享受叛逆的快乐。女孩们成熟得更早，她们开始在心底静悄悄地绽开某种期待，文具盒里贴着的不干胶，也从美少女战士换成了韩国的偶像组合……

这些都与程真无关。

他依旧用书本逃避现实，同学不止一次看见他一边吃饭一边翻《新华字典》。从课内到课外，从文学社科到医学理论，只要有字，他都不放过。程真不求甚解，一心让流动的文字占据眼球和大脑，不再有多余空间去感受那种他无比熟悉，又说不出口的情绪。

和夏宇那双奇迹般的蓝眼睛一样，程真对这段经历也感到不可思议，在这种“摧残”之下，他都没患上近视，能看清视力表的最后一行。

1997年夏天，满街都是香港回归后的喜庆。

那一年程真小学毕业，第一次过上没有作业的暑假。

以往的假期，还有作业占满他的精力，钢笔和纸张摩擦的声音，让房间显得不那么寂静。家里的电视形同虚设，常青没时间看，也没开通有线电视，程真反复切换一只手能数的过来的几个频道，所有电视台都被一片红色占据。

他坐在冷色的房间里，看着那片热烈的、欢腾的、团圆的颜色，忽然想起久违的父亲。这些年他们见面的次数，一只手也能数得过来。

那个男人总是悄悄等在学校门口，和程真聊上几句，塞给他一小笔钱就匆匆离开，唯恐被常青发现。后来，那样的会面就越来越少了，大概是他组建了新的家庭，也许自己多了同父异母的弟弟或妹妹，程真想象着那个画面，不知要如何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