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那天，哥哥推着轮椅带我走出医院。新西兰的初春阳光正好，洒在身上暖洋洋的，风里带着街角咖啡店飘来的焦糖香味。我看着路边来往的行人，看着远处湛蓝的海面上掠过的海鸥，忽然觉得“活着”是件特别珍贵的事——能和哥哥一起待在这样安稳的地方，能不用再担心母亲的刁难，真好。

“回家先歇一周，”哥哥推着轮椅，脚步轻快，“等你能走路了，我们去逛周末市集，给你买上次没吃到的抹茶可丽饼，再去看看那只橘猫，它肯定还在楼下等你喂它罐头。”

我趴在轮椅扶手上，笑着点头：“还要吃你做的糖醋排骨，要放很多糖的那种。”

“没问题，”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指尖的温度透过发丝传过来，“回去就给你做，调料我都买好了。”

回到公寓，我才发现家里被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书桌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向日葵，花瓣上还沾着水珠，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上面，亮得晃眼。“我住院的时候，你还回来收拾了？”我问。

哥哥正在给我铺带有阳光味道的床单，闻言回头笑了笑：“趁你白天睡着的时候回来过两次，总不能让你住乱糟糟的地方。”他没说，那些日子他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公寓，白天守着我，晚上回来收拾屋子，还要忍着小腹的绞痛准备第二天的饭菜——捐献骨髓引发的排异反应越来越明显，有时候疼得站不住，他就靠在厨房的柜子上，等疼劲过去再继续做饭。

接下来的日子，好像真的回到了我们刚到新西兰时的安稳。我每天在家养身体，看看书，在阳台晒晒太阳；哥哥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回来给我做我爱吃的菜，周末就扶着我在小区里慢慢散步。

他会像以前一样，把剥好的橘子一瓣一瓣喂到我嘴里；会在我看电影时，悄悄把空调调高两度，再给我盖上薄毯子；会在我念叨想吃国内的辣条时，第二天就从华人超市买回来，还假装抱怨“排队排了好久，都是为了你”。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身体里的疼痛在一天天加剧。有时候上课到一半，小腹突然传来尖锐的疼，他只能借口去洗手间，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捂着肚子缓好一会儿，直到冷汗浸透了后背的衣服，才能勉强撑着回到教室；夜里疼得睡不着，他就坐在阳台的椅子上，看着我房间的门，心里一遍遍地数着日子——医生说的一个月，已经过去快一半了。

有天晚上，我起夜时看见客厅的灯还亮着。走近了才发现，哥哥坐在沙发上，双手紧紧按着小腹，眉头皱得能拧出水，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连嘴唇都没了血色。

“哥！你怎么了？”我心里一紧，快步冲过去，伸手想碰他的额头，却被他躲开了。

他猛地抬头，看见我时，慌忙松开手，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没什么，就是有点吃坏肚子了，刚才喝了点热水，已经好多了。”他说着，还故意挺了挺腰，装作没事的样子，可我分明看见他起身时，脚步晃了一下。

“真的没事吗？要不要去医院？”我盯着他苍白的脸，心里的不安像潮水般涌上来。

“真没事，”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掌心的温度比平时低了很多，“快回去睡觉，你还在恢复期，不能熬夜。”他推着我往房间走，我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哥哥刚才痛苦的样子，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想起他藏起来的药瓶，想起他在阳台打的电话，想起他每次提到“志愿者”时躲闪的眼神——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冒出来，让我浑身发冷。

可我不敢深想，更不敢问。我怕那个答案会打破现在的平静，怕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活着”，是用哥哥的命换的。

又过了一周，哥哥突然在晚饭时提起：“齐章，我们去冰岛结婚好不好？”

我正低头扒着碗里的米饭，闻言愣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结婚？现在吗？”

“对，现在，”他放下筷子，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像个期待礼物的孩子，“我已经查好机票了，下周就有直飞冰岛的航班，那边这个季节能看到极光，我们去极光下面领证，好不好？”

我看着他眼底的期待，心里却犹豫了——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之前联系好的语言学校下周就要开学，而且我们刚稳定下来，手里的钱也不算多。“哥，”我斟酌着开口，“不急于一时吧？我现在身体还没好透，学校也马上要开学了，等我读完这学期，我们攒点钱，再安安稳稳去冰岛结婚好不好？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