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服装店五米外的拐角处抽烟，才抽三口，我老婆就摆脱那个女人出来了。但她把对那个女人的敌意与愤怒指向了我。她根本不和我说话，从我身边经过，余光都没扫我一下。我就像她这辆大卡车的一个拖厢，随着她的方向拧转了身子，跟在背后一声不吭地向前滑行。

每次和赵燕玲见面，她的第一句话总是问鱼刺怎么样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卡了鱼刺是多么的幸福。我或者我的鱼刺被她惦记着，这着实是件暖心窝子的事儿。因为鱼刺，我和赵燕玲之间迅速升温，她也不再那样矜持，在我面前大胆地把鱼刺放到了她的心里，对鱼刺问题倾注了她的全部精力与爱情。她甚至向我表白，我沧桑深沉的样子，使她迷恋。你的家庭生活不太愉快吧？赵燕玲曾这么追问。这个问题我倒没有想过，在我看来生活就是那样的过日子，卡了鱼刺以后，我才发现生活可以这样甜蜜与多彩一些。

我和赵燕玲又相互吃了几回唾液，时间最长的的一次大约有五分钟，我发现她的身体渐渐主动起来，她也想创造用唾液来软化我喉咙里鱼刺的神话。吞吃赵燕玲的唾液时，我的嗓子不疼。

我突然沉默寡言，公司的人很诧异，一致认为我遭受了什么打击。我说我身体不舒服。说不上哪里不舒服。我有点毛病，但也说不上是毛病。反正四十岁的男人让鱼刺卡了，是件丢人的小事。这只是属于我和赵燕玲的秘密，于是我们之间又多了点心照不宣的快乐与默契。

对于我的反常，石经理借商谈工作之名，找我谈话。谈来谈去，核心的问题就是我的工作热情大大地降低了，活动的组织工作开展得缓慢，手头边的几件事办得不得力，最后石经理一个急转弯，压低了嗓门，说，家里闹矛盾了？我连连摆手，用同样低沉的嗓音很艰难地回答，没有。石经理不高兴了，进一步说，我是以朋友的身份关心你。我连连点头，用手捏了捏嗓子，说不出话。这样使我就显得傲慢。尽管石经理比我年轻，坐的椅子比我高，石经理还是挺了挺腰，清了一下嗓子，严肃地说，最好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我连连摇头，皱着眉头又说了两个字，没有。石经理的脸就沉了下来，客气地把我请出了他的办公室。

问题有点复杂了，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为了这根刺，我必须去医院排队候诊、缴费，郑重地告诉医生关于这小东西给我带来的生存危机。第六天上午，我去了离办公室不远的一个小诊所。我之所以去小诊所，主要是人少，省时。我随便拦住穿白大褂的小伙子问，鱼刺，看哪个科？小伙子的表情很奇怪，但他立即明白了，说，我们这儿只有牙科，你去看看或许可以。小伙的手指向走廊深处。在逼仄的走廊里拐个弯，我才明白这个诊所其实是一个四室二厅的套间。门是开着的，看上去像卧室，垂挂的白布门帘上印着一弯月牙形状的小红字，托盛着“牙科”那两个巨大的红字。我掀起门帘把脑袋探进去，发现里面还有一间，就把腿迈了过去，往里走五小步，于是看到了牙科医生正用什么东西在患者的嘴里捣腾。

你有什么问题？略胖的那个女医生打断我继续探头探脑地神色。

鱼刺，鱼刺。我的嗓子有点沙哑，一边说一边用两个手指捏着喉咙。

噢？什么时候卡的？

五六天前。

噢，那太晚了。

啊？！

你要是卡了就马上来，我们有办法。但现在已经进入喉咙底部了。你可能得上大医院的五官科。

喔。那我不看，过几天自然会好？

身体是自己的，郑重点。

女医生的语气让我觉得事情严重了。我惶惶不安地转至市人民医院，到处是人，计价处排了长龙，缴费处排了长龙，取药处也排了长龙，好像忽然间全世界人都有毛病了。在五官科诊室，我好不容易等到前一个屁股站起来，迅速地把屁股压上热板凳，满怀虔诚地坐在披白大褂的老头面前。老头问了我一些近几天对于鱼刺的体会和心得，我觉得他像个记者，问得很细，也很关键。一边记录，嘴里嗯啊有声，不一会就领我进了里面的小房间。他手持一块钢板条，像煤矿工人似的戴着探照灯帽，说，张大嘴巴，啊——啊——啊。灯泡很亮，老头的眼睛混浊，我的牙齿发酸。我张大嘴发不出声音，紧接着舌头感觉钢板条的冰冷和灯光的温暖。

未见鱼刺，有些许糜烂，估计吃点消炎药，睡一晚就好了。老头咬文嚼字，握笔的姿势很怪，挺认真地龙飞凤舞，完了把处方单递给我。睡一晚就好了。这是老头说的，老头是个医生，医生说的不会错，至少不会像我老婆和赵燕玲这俩娘们的话那样不可靠。老头把钢条从我嘴里抽出来，我确实一下子舒服了，我早该来看这个老头，早该来的。坐上在回办公室的公交车，我真的很舒畅，我还哼起了流行歌曲，脱口而出的竟是一曲“舞女”。我欣赏着路边的风景。公交车子经过一个高档时装店时，我看见一个女人，在穿红裙的模特与穿黑裙的模特的空隙里，她似乎在等着试衣服。随着车的前行，我回过头时角度有了变化，于是我看到黑衣模特后面，一个穿咖啡色夹克的男人，伸手拧了一下那个女人的脸蛋，模特的弯曲的手臂挡住了男人的脸，我看不清他的样子，接着再一晃，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个女人，很像我老婆。但是，我老婆不可能上这么高档的时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