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複活节他要去爱尔兰。”

“他亲自去调查，才有发言权。他看到了，也感受到了。英国人本意是好的，但他们需要极端的苦难来唤起他们的感情。”

“他说苦难即将来临；愿此言不祥！”

“达西埃先生说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始终获得爱尔兰人倾听的英国人；而且他并不讨好他们，你知道。但英国人的缺陷实际上不是缺乏感情，而是缺乏远见。他们不愿展望未来。一场饑荒结束，一次叛乱被镇压，他们就像以前一样继续前行，满怀对‘撒克逊能量’的盲目信心，驮着他们的杜宾马匹前进。他们应该研究爱尔兰人：我想是雷德沃思先生将治理爱尔兰比作驾驭一匹马：当马开始踢人时，骑手不应该变得焦躁，而应该更加冷静、坚定、有说服力。”

“达西尔先生同意吗？”

“并不总是。他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信念，认为凯尔特人的血统是幼稚的，因此对其印象的影响力不合逻辑地无视。爱尔兰人——虽然我并没有长时间待在他们中间，但我对他们怀有深情——他们一定爱你，才能为你服务，如果你伤害了他们而他们没有报複，他们会恨你——他们会以三倍的报複，或者你得到诚挚的好处。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这一点：冒昧地提出一些措施。”

“他听你的话吗，托妮？”

“他说我有头脑。最后变成了一种恭维。”

“你激励了雷德沃思先生。”

“如果是这样，那我也活得有意义。”

艾玛从托妮的对话中明白，她阅读的《年轻的政治家》模型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自由、开放，并没有因个人的陶醉而褪色。她的心显然是自由的，不受干扰的。她对在野花盛开的地方散步有着同样的女孩般的喜爱，如果可能的话，更加愉悦。。她哼唱着她在科斯利的快乐，时而是《普兰克斯蒂·凯利》，时而是《清教徒》。她站在陆地上，而不是在大海上。艾玛有充分的理由这样想。

她确实站在陆地上，但她站在陆地的悬崖上，海洋在她的下方和周围；她之所以能够蒙骗她的朋友，是因为她对自己站稳脚跟的自信欺骗了自己的灵魂，即使她的灵魂短暂地飞向那动蕩的水域。她对自己坚实的立足点感到无比自豪。她站得很高，靠近危险，一点也不头晕。虽然她的灵魂偶尔像闪电一样从裂口中飞出（在她看来，这只是一种不受控制的幻想之击），但不稳定的猜疑使她回忆起在卢加诺的早晨——她最崇高、最纯净、最珍贵的回忆；这些回忆给予她力量。她并没有问自己为什麽需要寻求它们的帮助。在其他方面，她的思想敏锐，没有隐藏什麽。正如我们所想象的，一个完全无知的纯真与普通的智力结合起来的幻想，会让我们认为女人的头脑可以做到的那样。只要没有人直接问她，没有刺穿到内心的最深处和最神圣的地方，她是诚实的。当她真诚地希望那个男人结婚时，她可以诚实地使眼睛闪亮起来。她并没有问自己为什麽会这样说。在追求她内心的真实时，一个耶稣会神父无情而不断的质问，也许会使她目瞪口呆，使她看到自己是一艘颠簸的灵魂之舟，远离她勇敢行走的那块坚实陆地。

从伦敦树木繁茂的高地上降临下来，黛安娜会说，她唯一的焦虑是关于年轻的阿瑟·罗兹先生，她认为他的处境不稳定，因为最近他像一朵早春的藏红花冒昧地在文学市场露出头，而受到了重挫。她的安东妮娅最新一本书，在托南斯先生的指挥棒巧妙地轻敲之下，以及惠特蒙比先生论文的三卷本挑选样本中，都乖乖地接受了审阅。《文学评论》（查尔斯·雷纳的所有权）的一篇文章指出，也许“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可能写得太快了”；另一位则受到当时公衆对“充满活力、朴素的撒克逊语”中一音节和二音节词品味的影响，抱怨存在“多音节用语的倾向”；剩下的绝大多数评论，则用他们所有的乐器，鼓、喇叭、哨子、长号，发出了赞誉之声。她先前的作品使她声名远扬，那就是当女王拥有美貌和社会影响力时的宫廷，而评论家们则是她忠实的侍臣，他们张着嘴等待女王口令的下达，把他们独立的男子气概留着对付那些声名狼藉的局外人，——干草叉式特殊风格招待。这招待落在了一本诗集上，“就像一群关在谷仓门口的母鸡扑向一只陌生的小鸡，”黛安娜抱怨道。她愤怒地责备自己，没有想到要替作者去安抚他们。年轻的罗兹几乎连一根羽毛都没有了；在他看来，剩下来的装饰，对于一个浑身发抖、浑身湿透的诗人来说，似乎是一种荒谬的装饰。他笑了，或者说试着笑出声来。安东尼娅的文学良心为她所受到的不同对待而苦恼，她迫切需要这种对待，否则她昂贵的家庭生活就会受到威胁。旋转木马般的债权人需要相应的收据。